你能想象没有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交大、同济、浙大和中大……的近代和现代中国吗？

如果把哥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学院、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的历史都抹掉，德国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伟大传统还会剩多少？

大学不可能是乡村而全然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尽管乡村的农民和土地用剩余粮食养活了教授和大学生。

大学应该教人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教人应当去思考什么。

世界一流大学应成为人类大脑的精华；应成为人类思想感情的宝库；应成为时代良知和智慧的火把，照亮愚昧和黑暗，驱散困惑和迷雾。

也许，大学精神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一流大学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是左脑和右脑最成功的协调或联合。（我指的是文理科相通。）

一流大学应成为时代脉搏，从中有浩气喷薄。它应有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这不仅是指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

“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一流大学精神应是这嘹唳秋空万里的雁阵。

“野鸭成群忽惊起，定知城背有船来。”——“船”，即新世纪、新时代的航船，“成群飞起的野鸭”应是一流大学精神。

一流大学应成为在许多领域的拂曙能先百鸟啼的报春鸟。——这便是我所说的它“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的涵义。

大学精神在“志”和“气”：志贵高远，气贵雄浑。正是这气概，将为时代培养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人物。比如牛顿便是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康德则是哥尼斯堡大学的灵魂。牛顿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力学基础。因为工业文明的精髓只一个汉字：“力”。

歌德、席勒和贝多芬都受到过康德哲学的熏陶。贝多芬音乐在本质上是康德哲学的旋律化或音响化。

爱因斯坦从13岁便开始读康德的书。他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就读的数学物理系，有门必修课：“科学思想理论——康德哲学”。进入青年时期，爱因斯坦则反复研读了康德的《任何能作为科学而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绪论》，即《绪论》。1918年，建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在夏天给友人写信：“我正在这里读康德的《绪论》，并且开始理解到这个人所发散出来的和仍在发散的那种发人深思的力量。”

然而，康德却是哥尼斯堡大学精神培育出来的。他就读于该校，后来成了该校教授和校长。同样，康德也反过来参与铸造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精神。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这座城市，但他的思想却渐渐传播到了整个文明世界。

青年时代的我，最向往三所大学：英国剑桥，德国的哥丁根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

一句话，大学和科学院应体现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胆识、志向和勇气：创前古未有，而后可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