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但是让我做第一个发言其实我是挺害怕的，我到北大只有三年半，我们在座的三位校长他们是在教育战线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不管怎么样先叫我讲我就做一个发言，首先什么叫大学精神？各有各的说法，我简单分几个方面来讲，一个讲一讲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第二个讲一讲大学的目标和理念，第三我讲一讲大学的精神，我理解的大学的精神。

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有很多论述，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的教育进程。去年全国普高招生达到320多万人，是98年的三倍。去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多一点，这样算算高校生达到1214万。在这么一个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就要很好地考虑怎么平衡质量与数量之间的矛盾，重新来思考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千篇一律仍旧按照计划经济的时代，按照一种模式来培养我们的学生。

第二个是关于研究型大学，我们现在有一批高等院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院校，都在努力把自己学校办成一个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学，向国际一流的大学水准来奋斗，但目前我想在这方面国际的先进水平跟一流水平大学的比较，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首先我想我们还是缺少国际一流的人才，我们也缺少国际一流的学科和学术成果。归根到底，我想我们整体的教师队伍与国际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很多改革的措施，但是大学的体制和运行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学科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以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第三点，市场经济本身对大学产生的可能的各种影响。当然市场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好处，但是我想市场经济本身在转轨过程中，已对我们高校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经济来源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市场导向，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有可能使大学偏离长远目标，而追求眼前的利益和声誉。大学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对对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大学必须依据理性作出选择，这同样是巨大的挑战。

第四点，新知识时代到来科学知识爆炸，知识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这又使人们感到全面发展的目标似乎又难以实现，所以对我们人类整体素质的培养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大学的目标和理念。高等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大家通常把大学的目标或者是任务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第二进行高水平的研究，第三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但是我想它的核心是培养人，这是大学区别于科研院所的一个主要区别。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去年我记得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巴黎高师的校长说，大学最崇高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对科学和社会之间可能发生的必要的、可预期的相融性有真正的了解和评判能力。不管什么类型的大学，我想它都有共性，就是要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具有创新思维，具有批判能力的人。就任北大校长以来，我一直在琢磨大学的办学理念，我想现在还逃不出蔡元培先生当年就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个原则至今仍对北京大学有自己的意义：“仿世界各大学通例”，我想真正的理解就是要吸收各国的好的经验，“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就是要在大学中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保护学术自由，为学者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创造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想这是成功地创立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要素。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学精神。很久以来，大学中，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科学文化，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题的人文文化，经历了一个从融合到分离，在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又使两者再次融合。我们这一代人，我想都很清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作为大学来讲更有意义。我们要思考一个大学应该赋予它什么精神。大学如果没有精神，我想这个大学就失去它的精髓，但是大学的精神又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大学精神在今天应该体现在它的人文精神，它的科学精神，它的国际化的视野。

我先讲一下人文精神，去年哈佛大学的荣誉大学校长洛丁根教授说过，当我们感到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投入不够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在各个重要领域都跻身前列，包括对探究人文价值、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历史发展、社会多种形态以及人类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起核心作用的人文科学领域，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所杰出的大学。我们的国家资料显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牺牲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科类学生占33.1％，1953年院系调整了以后，文科学生下降到14.9％，1962年，文科学生下降到6.8％，而在全球各个大学文科学生的比例通常在20％到50％。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很多应用文科，比如法律、经济、管理等，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我想，我们在一些基础性学科，比如文史类学科的现状令人担忧。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重要。我想因为大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人文精神所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它追究知识和道德的完美，高尚的人格。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基于这一点，我想确保大学对行政权力的相关关系，以及避免功利主义抑制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是确保大学成为产生人类精神文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常说人的成功智商占20％，情商占到80％，我想对于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文科学的基础。大学我想是无法脱离人文精神而存在的，因为大学原本就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我想人文精神对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点关于大学的科学精神，我想科学精神就是要勇于探索未知，要在实践和人类已经创造文明的基础上勇于突破陈规，在发现和创造新知识方面要敢于挑战。所以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而不能与浮躁、浮夸、弄虚作假、自吹自擂等等不良的风气联系在一起。科学精神我想不光是对我们理工科，对所有的学生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我想中国的文人对做好学生有很好的总结，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鼓励学生，应该有敢于创新的精神。这其中有三段，第一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三句“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学家同样以非常生动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科学的追求，勇于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一个搞机器人的科学家，他说“科学世界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世界，它既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那一瞬，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才是它本身的目的所在”。我想这种对于科学的追求，对于真理的追求，不光是对理工科的师生，同样对文科的师生也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第三点，我们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人类历史造就了新的科学和文化的灿烂进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我想都是如此的。中国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云游四海”，这些造就了中国历史光辉灿烂的文明。但是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也招致了一些问题，自以为是，或者崇洋媚外。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比如经济的全球化，使大学生要具有国际化的思想，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我想今天的大学赋予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要使大学有更好的国际化的视野，在北大我就跟我的同学们讲，不断他们将来走到哪里，是在中国工作还是到国外去，他们都必须有这种国际化的视野，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这种变化对中国本身会产生哪些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谢谢许校长。下面会有一两个问题的时间，请自由提问。

提问：关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想问它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改革的影响。是否会形成潮流？这个人事改革在中国会不会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形成整个国家的变革？

许智宏：我不敢说北大的改革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对北大自身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北大自身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来讲，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目前实行真正的聘任制，还有很大的差距。拿北大来讲，一个年轻教师在北大，他的预期，就是希望能够在北大升为副教授，升为教授。没有人员的流动很难造成思想的活跃，我想肯定是要更多地思考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不同意北大的改革叫休克疗法，我们要不断地处理各个方面的矛盾，这是中国改革的困难所在。

提问：我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我有问题想问一下。大学改革在这轮改革之前，在90年代，大学包括后勤改革，包括高校合并很多不是大学内生动力的改革，比如说高校合并是政府机构调整改革的一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一轮从北大开始的教学改革动力是来自哪里？是不是像外界评论的那样，是因为985工程对北大的投入带来的巨大压力？

北大这次人事改革方案的第二次修改稿跟第一次相比有了很大的调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校内反对声音做了妥协，我想问许校长和北大领导层对调整的方向是否有预期？是否还要做进一步的妥协？

许智宏：北大的事情向来是一种民主的做法，我不同意是妥协。未来我们还会做第二稿，第三稿，就是为了能够集思广益，把更多合理的意见吸纳进来，但不会改变我们的大方向。我们的大方向是，第一个，不能是终身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第二个，要改变年轻人的预期，在北大不一定能升到副教授，教授。第三个，我们要使每一个院系领导很清楚它有多少编制，使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竞争体系。改革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激励我们的教师奋发向上，使它更富有弹性。

大学改革到今天，我想作为每个大学校长都在考虑，这个改革方案我并不认为是北大的独创，其他很多大学也有很多好的改革措施，我想我们应该吸收国外内大学的经验。我们目前有一个天时地利的环境，有很多老教师退出了岗位，我们可以比较多地来引进年轻人。好多人说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对北大的要求是拿世界先进大学、一流大学来衡量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另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来不断优化教师队伍，这一点我想是我们内在的动力。

提问：我们都非常关注北大的改革，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次改革有很多经济核管理方面的专家参与方案的设计，但我不知道法学专家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涉及这么多利益调整的方面，北大怎么样确保这个调整是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的？

许智宏：肯定的。今天改革中我们看北大的改革是不是合法？我们请了很多法学方面的专家，也遵守了聘任的规定。

作为一个法的出台是非常慎重的，很多法都是过了两三年才出台。如果我们的每一项改革都要在一个法成熟的条件下再来改革，那中国的改革遥遥无期。中国改革的初期，严格意义上来讲，有很多是非法的，我想我们还是在国家大的框架来考虑。

作为北大来讲，不但要考虑整个北大的教育，同样北大如何改革必须放在全国改革的大环境下。不光是北京的北大，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北大，是全体纳税人的北大，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各方面的情况。